蔣介石認為中國「污穢」中國人「野蠻」,發起改造運動,結果尷尬

1934 年2 月19日,國民黨發動的第五次「圍剿」戰爭已近半年,正值雙方鏖戰關鍵時刻,當天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本日到紀念周訓話,要社會軍事化,學日人洗冷麵,吃冷飯,先與其生活求比較,然後再言其他。」單從句意本身出發,蔣介石的這段獨白頗值得玩索,既能指他個人要學習日本人洗冷水、吃冷飯的生活習慣,但身為黨國領袖,蔣所重視的似乎又不止於個人修養,而孜孜追求本國能趕上甚至超越日本。與此同時,「先與其生活求比較,然後再言其他」一句又凸顯出蔣內心的些許悲觀,面對日本侵略野心的逐步暴露,在整體國力尚難與日本抗衡之時,只能選擇從小處著手,尋求競爭得勝的機會。正是在「先與其生活求比較」的思路引導下,蔣介石親自發動了第一次由國民政府主導的社會文化運動,即「新生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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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2 月,重慶,新生活運動七周年慶典晚宴上,蔣介石夫婦與國民黨要員共同進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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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歷史敘述中,「新生活運動」被視作國民黨政權在內外交困之際,為應對統治危機所採取的政治手段,而其實際收效甚微。當然,這種看法頗具有合理性,相當程度上把握到了「新生活運動」的本質。然而,歷史當事人對當時國民政府「內外交困」的情境,其實有更深切的體會,蔣介石的侍從秘書、「新生活運動」主持者鄧文儀曾回憶到:「因為全國的人心,由於國家內憂外患相繼發生,非常不安與頹廢,士氣也隨著十分消沉,社會風氣敗壞,大多數人都以吃喝嫖賭為能事,政風之貪污腐化,更是常事。」如果回憶文本仍有事後張本的意味,那麼以下論述則更能凸顯時人的危機感:「現在我們中國一天天的衰弱,整個社會一天天的腐敗,其最大的病根,就是虛浮,虛浮就是確實的反面。如果全國上下,再不埋頭苦幹,實事求是,國家民族,便不可收拾,終至非滅亡不可。」此番論述正出自蔣介石本人,為阻止國家民族走向「滅亡」,他決意身體力行開展「新生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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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南京市政府舉行集體婚禮,這是國民政府倡導的新生活運動的一部分

據時人的回憶,蔣介石最初發動「新生活運動」的動機和設想相對簡單,因「圍剿」中央蘇區的需要,南昌一度成為國民黨政治軍事中心,彙集國民黨大小官員,也有很多外國賓客和記者往來。由於當時南昌城市容不整,影響國內外觀瞻,按照蔣本人的說法:「我去年(指1933年-引者注)初來的時候看到的,幾乎無一個不是蓬頭散發,有扣子不扣,穿衣服要穿紅穿綠,和野蠻人一個樣子,在街上步行或是坐車都沒有一個走路坐車的規矩,更不曉得愛清潔,甚至隨處吐痰。還有,看到師長不曉得敬禮,看到父母也不曉得孝敬,對於朋友,更不知道要講信義。這種學生,可以說完全不明禮義,不知廉恥!這樣的學生,這樣的國民,如何不要亡國?」因此他首先設想借用軍隊「整理內務」的措施,以行政手段改善社會風貌。經鄧文儀等人反覆斟酌,決定將之定名為「新生活」,進而初步制訂出運動的方案。運動的主旨是「全體國民之生活革命」,從衣食住行出發,回歸中華民族的固有德行—禮義廉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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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蔣介石在南昌多次發表公開演講,宣傳介紹「新生活運動」的重要性,逐步闡發這場運動的理念、步驟和目標。首先,蔣介石認為當時國人生活有四大不良特徵,分別是污穢(髒亂)、浪漫(一切行動隨隨便便)、懶惰(不守時、凡事苟且偷安)、頹唐(精神萎靡、體格孱弱),總的來說是「野蠻的不合理的」,進而可以稱之為「鬼生活」。在此邏輯指引下,正是由於本國國民知識道德的低下,導致中國在國際上無法獲得平等的待遇,仍然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同時,反觀在一戰中失利的德國,卻能與其他國家討價還價,佔據平等的地位,而中國仍在支付百年前的賠款,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外國人無論吃飯、穿衣、住房子、走路,和一切的行動,統統合乎現代國民的要求」,因此中國若想復興民族、報仇雪恥,只能從最小的事情做起,做到合乎禮義廉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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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西安,城樓上貼有「衣冠最要整齊清潔,行路要聽警察指揮」宣傳語

其次,在蔣介石演講的字裡行間,傳統道德被上升至與現代文明具有同等地位,蔣所言「我們一般國民無論衣食住行都不能如同我們的古人或現在外國人一樣合乎禮義廉恥」,其潛在的批判對象其實是另一場以「反傳統」為旗幟的新文化運動,蔣的幕僚賀衷寒將新文化運動視作「潘多拉盒子」,進而將中國社會諸多現實問題,歸因於該運動對傳統道德的巨大破壞。與此同時,著重強調禮義廉恥的「新生活運動」,則具有相當的建設性,立即披上享有進步意義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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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從蔣介石的多次演講中,我們不難發現其思想理念的割裂和背反,為運動過程中所出現的種種矛盾埋下了伏筆。蔣介石強調學習現代文明國家,僅因這些國家具有相對強大的國家實力,而並不意味著蔣對現代文明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和吸納。對德、日等國的形象塑造相當符合蔣的政治需要:其一,德、日等國在近代以來,都曾因國力衰弱受到他國不平等的待遇,但兩國都能轉危為安,走向現代文明的發展道路;其二,在20世紀30年代,德、日等國社會逐步走向軍事化,以致法西斯分子奪取政權,而「使全體國民的生活能夠做到整齊劃一」,因此蔣格外重視借鑒德日等國的經驗教訓,以實現所謂「社會軍事化」。與此同時,蔣介石等人批判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所起到的破壞作用,但「新生活運動」所宣揚的「禮義廉恥」又只是對傳統理念的簡單重複,除去其中選擇性向現代文明看齊,幾無新意可言,而新文化運動不僅強調對傳統理念的批判繼承,更是一場高舉民主與科學的思想「文化革命」,因此兩場運動在思想層次的落差可謂不小。

曾有歷史研究者認為,「新生活運動」是蔣介石為應對統治危機,所採取的「緩不濟急」的政治行為,儘管不能完全緩解內憂外困的現狀,但至少適度保持國民黨政權依舊企圖「有所作為」的態勢。總體而言,僅僅是一次「急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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